上海有没有城墙？这个问题存绕着我的脑海中。
上海在城墙方面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城市，自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由镇升格为县后，县署就设在原方浜（今方浜中路）南岸与老城隍庙隔浜相望。按我国封建制度的常规，建县后一般都要修筑城墙，但上海却不同，建县后的262年中一直未筑城墙，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建城墙是在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因为没有高墙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建议砌墙的顾从礼是个掌邦国酒醴和膳馐之事的光禄寺卿，既为国家张罗吃的，也为自己和百姓想着住的安全。上海官民奋起筑城，仅用三个月（9－11月）便筑起了一座周长九华里，高二丈四尺的城墙（古称），开设6座城门，4座水门，环城开掘城壕，外与黄浦江、内与大小河浜全线贯通，通接湖汐。上海城墙初步形成。
几年后，倭寇被平定了，官绅在城墙的四座高台上，造了四座寺庙：大境建关帝殿，振武供真武大帝成了真武台，制胜建观音阁，万军建丹凤楼。后人将这四处合称为“殿、台、楼、阁”。至清代，这“殿、台、楼、阁”屡经改建、装饰，成为上海名胜，一年四季，游人不绝。其中两处还被选入“沪城八景”：“凤楼远眺”（丹凤楼）、“胜景烟霞”（大境关帝殿）。
到了清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南北市，上海以前有个“南市区”，现在被黄浦区所兼并了，但那个地名还存在，在上海市区要找明清两代的遗迹，也只有在南市老城厢才能找的到。南市的位置，其实并不在上海市区的南面。它得名于19世纪的60年代，因1843年开埠后，英租界和法租界位于当时上海的北部，其地被称为“北市”；而十六铺以南华界的地方，就被叫做了“南市”。
有了南北市后，城墙阻碍了日常往来的需要。最早提出拆墙动议是在清同治年间。到了1905年的清光绪三十一年，又有地方绅士三十余人向上海道提出拆墙。可上海道不敢决断，引出了一场全民大辩论，形成了拆墙、不拆墙和中立的三派。反拆墙派提出五大理由。最后还是反对派得势，城墙岿然不动。但为改变拥堵状况，就在城墙上，新开了拱宸门（小北门）、尚文门（小西门）和福佑门（小东门）。
到了民国，又提拆墙一事。当时的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李平书是个拆墙派，他挥笔批示：“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1912年1月，拆墙启动；到1914年冬天才算搞定。具有361年历史的城墙被拆，标志着上海走上个新台阶。从此，上海旧城内华界与租界联成一片，近代上海城市新格局定型。
在现在的上海市区，有一条中华路和人民路互相连接的柏油马路，即是原上海城墙和城壕填没而成的，当初拆城时，将城墙的砖石，填进护城河中，最终在护城河上筑出了两条路，分别命名为“中华路”、“民国路”，取“中华民国”之意。上海解放之后，“民国路”改为“人民路”，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意。在这个区域内，上海俗称“老城厢”，也就是上海的“南市”，著名的城隍庙、豫园都坐落于老城厢内。
在拆城过程中，有一小段被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古城墙大境阁段。这里原来是一座箭台，明末万历年间大境箭台废后建庙，附庸于城墙，内供关帝像，此即最早的大境阁。清嘉靖年间改建为三层阁，并加筑了熙春台。据说，冬日雪后拾级登阁，远眺吴淞江（苏州河）南岸，银装素裹，映衬着丽日蓝天，蔚为壮观，故得“江皋霁雪”之美名，列为明清两代“沪城八景”之一。如今的古城墙30余米残段上，保留了大境阁与熙春台两座飞檐重脊，高约20米的楼阁，大境阁内重又供奉了关帝塑像，阁前城墙上赞颂关帝的“信义千秋”石匾仍是当年的原物；而熙春台中，则设立了“上海老城厢史迹展”。今天再登上大境阁当然再也望不到苏州河岸了。但那竹丛里还隐隐透出清雅的气息，斑驳的城砖里犹暗暗蕴藏着历史的沉重，关帝殿中回荡着抗倭将士的凛凛豪气。这，便是古城墙，一处后人寻觅上海前史的珍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