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7-1
上海的梅雨季就要过去，与晴朗一同而来的将是桑拿天，我能悄然潜行至云南，可谓幸运。第二次踏上云南的土地，我走出昆明机场时也多了些自信，机场门口那些为旅行社拉客的人竟都不理会我，似乎我的身上已经有了昆明人的气息。轻车熟路地来到火车站，却发现昆明到大理10日内的车票全部售罄，汽车成了唯一的选择。
上次来昆明几乎走遍了市内全部有名的景点，只剩下一个筇竹寺未去，这回正好借着去大理之前的空去看一看。到筇竹寺从黄土坡坐车可直达，而我由于直接到了黑林铺，则要爬大一段山才能到。路上有很多提水的男女老少，他们一则为了山上的水好吃些，二则为了锻炼一下身体，难怪那么多白族的老人都八九十岁了，身体还是那么硬朗。
筇竹寺最大的价值在于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宝库中的明珠”的五百罗汉泥塑，这是清光绪年间四川合川县泥塑艺术大师黎广修携徒弟塑造的。这五百罗汉泥塑摆脱了佛教传统泥塑“千佛一面”的呆板模式，把现实生活各个阶层丰富的人物形象与佛教传奇故事相结合，罗汉形象如同社会众生，不同的性格，喜怒哀乐的神态，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泥塑采用中国传统石黛、石蓝、石绿、靛青等矿物、植物颜料彩画，色泽淡雅而不褪色。
在筇竹寺内，一个老外和工作人员用汉语交谈，老外竟然连“驼峰（camel hump）”这样的词都听得懂，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真不知道人家的汉语是怎么学的。想想自己从小学英语到现在，还是半吊子，实在汗颜。
回到市区，慕名去老滇味吃晚餐，我不知道要先买票再点餐的规矩，在大厅内遛了两圈竟无人理我，诧异之余径直上了二楼。二楼几乎没人，但终于有服务员理我了。点餐的情形如同我第一次在西安吃羊肉泡馍一样，完全是不知所云的对话。糊里糊涂地点了一盘炒饵丝，又加了三个帽。味道没的说，好吃。
一天几乎都在下雨，不大不小的就是不停，雨伞的使用在模棱两可之间，有点无所适从。云南的雨季就是这样，时雨时晴，就像女人的心思一样善变，没人说得清一会儿以后的天气会怎样。不过这样的天气也带来一个好处，冷热适度，绝不似国内其他地方的酷暑难当，所以我并不对连绵不绝的阴雨彻底厌恶。离大巴的发车还有四个小时，我躲在肯德基里写文章消磨时光，等待的时间显得有些漫长。
2008-7-2
一夜的卧铺汽车超级难受，狭窄短促的铺位让我不得伸展，好不容易捱到天亮。下关的清晨在细雨中格外爽朗，洱海边晨练的人们完全不受阴雨的影响。我在洱海边徜徉往复，任微风拂面。该是城市中最繁忙的上班时间了，这里却看不出一丝匆忙，一切都显得平静、有条不紊，我于是也渐渐慢下来，慢下来。
坐8路公交车到大理古城，一下车便是一片拉客的白族妇女，好不容易将其摆脱，在博爱路上随便找了一家旅店住下。白族妇女们过度热情让我难以接受，但后来和白族人的接触把这些许厌恶一扫而光，这些都是后话。
大理古城的出名在于它和南诏国、大理国之间的渊源关系，金庸的《天龙八部》更将这层关系涂上一层神秘而悲壮的色彩。现在古城的格局是在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确定的，与想象中的南诏、大理时空错位，即使是明朝的那些建筑也多已荡然无存，只有南北的部分城墙残存了下来。人民路、护国路（洋人街）、复兴路三条交叉的街道是古城最热闹的地方，各式的商店、饭馆、酒吧，应有尽有。新的和旧的建筑一律都是很古旧的样子，但我既无法联想到异族的风情，也无法追思至遥远的南诏。
现在还不是最旺的旅游季节，所以古城中的人流也远未达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我信步于古城中，几乎走遍了每一条街巷。远离熙攘的商业街区，破旧得几乎要倒掉的房子依稀向我讲述了古城历史，苍老的生命与现代的旅游业对接，保持还是改变？古城似乎还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
现代旅游业的兴起让很多沉睡的历史复苏，但它又似蛇的毒液将历史腐蚀，与其如此，我更愿意历史能永远沉睡，就像考古发掘一样，被发掘出的文物反而加速了毁灭，为什么不让它们继续沉默下去呢？它们本就不属于这个表象的世界。大理古城在旅游业中兴起，但它却不能从商如流，固执地保留了些许本色，古城不够商业化，却又坚守不住本我的底线，于是有些不伦不类。表象的建筑承载不了深沉的历史，精神的质朴在商业化中徘徊，古城尴尬地迎来又送走人们疑惑的目光。但旅行社不会疑惑，它们毅然决然地把丽江作为终极目标，大理只是高速公路上短暂停留的休息区。
大理古城的主要建筑遗存就是南北两段城墙，其实东西两侧也有城墙的遗迹，不过那只是长满荒草的土坯。顶着烈日走在土坯的坡顶上，脚下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古城。一位路过老者告诉我，原本这段城墙保存得还算好，但在大跃进的年代，因为修水库而将城墙淹坏了，成了今天这副模样。保留下来的水库依旧存在，老者的年龄也让我相信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但我仍不敢确定事实真的如此，以前没看到过资料提及这些。无论事实怎样，我希望长长的土坯能继续这样保存下去，不要修复，它赤裸的面貌反而更能使我们沉思。相较于洋人街等处矫柔的小资情调，从这里开始或许更容易追寻到南诏国的踪迹，还原一个真实的古城。
古城内有那么多的小吃店，我分不清哪里才是最正宗的地方，一切跟着感觉走。烤乳扇、烤饵块、破酥粑粑、红饼、冰浆西米露……太多太多，而我最喜欢的是豌豆粉。路过人民路上一家叫客传香的小店时，我被它的简陋所吸引，直觉将我引领进去，于是邂逅了美味的豌豆粉，而且以后吃过的豌豆粉再没有超过这家的。碗底用萝卜丝铺垫，然后将加工过的豌豆粉的切成形如凉皮的形状，放在萝卜丝上，再撒上辣椒、蒜泥等调料，搅拌均匀后，就是无比好吃的豌豆粉了。可见美味不一定要很复杂，如果简单的东西也能将人深深吸引，那才是真正的境界呢。
因为下雨，又兼中考的日子（学生是小店最大的客源），今天的豌豆粉卖得比较慢，否则像我这样下午来到，是根本吃不到的。店主人50多岁了，但长期的辛勤劳作使他看上去有点老。他正好不忙，就与我闲聊起来，给我看以前的香港客人给他照的照片，还说他的小店已经被写到旅游书中了。他一再向我强调他的豌豆粉已被书中称作大理的新美食。我知道他一再地自我肯定中表达了太多的涵义：对自家豌豆粉的信心和骄傲，盼望快点小店出名，把生意做大，希望豌豆粉能像云南十八怪一样成为云南美食的代表。这种种的感情纠集在一起，成为热爱、焦虑与希望的混合体。我理解他的同时，能做的也就是为他拍上几张照片了。
下午的考试时间快到了，大理第四中学门前聚集了无数的学生，等待着接受命运的检阅。混杂于学生们的中间，我并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大多少，仿佛回到了昨天，这让我相信自己的心年轻依旧，虽然近一两年时常有苍老的感觉袭来。
黄昏时分，在博爱路上闲逛时邂逅了书呆子这个温馨的小书店，店内摆满了用来交换的图书和影碟，我却不知道它到底靠什么来维持经营。有一种他们自己印制的手绘明信片，很有特色也很精致，就是有些贵，六张就要30块，卡片是店主燕子的一个法国朋友Pauline画的。Pauline曾在中国留学，在大理呆过很久，后来就爱上了这里，想要留下来。但现实是总得先生存，然后再生活，于是靠着朋友们帮忙印点明信片赚银子。这会儿她正在法国打短工，为在大理生活攒大米呢。书呆子是很有些小资情调的小书店，店主燕子显得安静而友善，当她得知我会沿洱海环游后，向我推荐了双廊的朋友开的小客栈，我想我会去看一看的。
2008-7-3
三塔是南诏时期的遗物，呈三足鼎立之势立于苍山脚下。三塔之后原本还有一组颇具规模的佛教寺庙，即崇圣寺，三塔即以寺名。可惜壮观的庙宇在咸丰年间已毁，只有三塔历经数次的战乱和地震，竟奇迹般地完好保留下来。
三塔虽贵为全国首批文物保护单位，120元的门票仍有抢钱之嫌。在三塔之后又重新兴建了规模庞大的崇圣寺，也算壮观了，但只是不解究竟为何而重建。所有到此的人都是冲着三塔而来，崇圣寺的有无对游人恐怕无关紧要。崇圣寺尚存的时候，它的本质是佛教寺庙，一个宗教场所，而重建的崇圣寺没有一个和尚，辉煌的殿宇只为旅游而存在，可惜即使旅行社的导游也懒得带游客走到偌大的崇圣寺的尽头。托古之名，而无古之实，仿古的崇圣寺成了行尸走肉，或许作影视城才能发挥它的价值，张艺谋之流那些没有灵魂的古装电影与这样的建筑倒颇为神合。
中国的古建以木构为主，木构建筑的重要特征就是斗拱的大量使用。斗拱的作用首先在于将屋面的重量传递到柱上，其次它又是装饰性构件，使建筑的造型更加优美壮观。从建筑上看崇圣寺的重建，有当今仿古建筑的通病，当然也许是困境，那就是用钢筋混凝土仿木构建筑。以斗拱为例，斗拱是适应木材特征而产生的建筑构件，美学功能是衍生出来的。现在用钢筋水泥去模仿斗拱，形不似，神亦失，既无建筑价值，又毫无美感可言，在我看来，所有这类重建的建筑全是垃圾。但若按古制以木材重建，难免要消耗大量木材资源，况且重要的古建所采用的木料都是比较名贵的木材，无论是从森林资源的消耗上，还是从所耗费的资财上，都不甚经济。这大概是现今所有仿古建筑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依我看，既然有这样的困难，何必徒糜资财去复古呢？对于已经保存下来的历史遗迹，我们要尽力保护好，而那些已随时光灰飞烟灭的旧物，让它们改头换面地重见天日有何意义呢？打着复原历史和开发旅游资源的旗号，最终不过是创造了一堆现代文明的垃圾，被经济利益和好大喜功冲昏了的头脑，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清醒的，我不知道还会看到多少已有或将有的垃圾。
告别三塔，告别古城，我来到了喜州。喜州有严、杨、赵、钱四个最有名的大院，其中严家大院是正式开放的景点。严家大院是喜州首富“永昌祥”商号的创立者严子珍所建，一进六院，是典型的白族民居，但即将维修，里面空空荡荡。还有一个镜庐宝成府，是严子珍的儿子严宝成的宅邸，宅子规模不小，虽有不少人为修葺的痕迹，但总体还算保存得较好。宝成府现为私人所有，有白族三道茶表演，门票要50块，竟是严家大院的10倍。
在宝成府，遇到了一队影像专业的学生，他们在那里做模拟的电视采访。看起来还像模像样的，就是两个主持人总笑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来。幸亏现在是数码时代，若是过去的胶片摄像机，有多少胶片也不够他们浪费的。
严家大院的门口是一片空地，卖小吃的和拉车的都聚集在这里。我买了一个咸味儿的破酥粑粑，里面还夹着肉，香喷喷热乎乎，比古城里的粑粑好吃多了。因为赶时间，不能在喜州停太久，就马上坐着地毛驴到路边等车去周城了。
到周城刚一下车，就被两个白族妇女拦住，让我到她们家里去看扎染。我知道周城是扎染之乡，其扎染最有名最正宗，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就连大理的扎染也是从周城批发过去的，但我今天并不打算买，就拒绝了她们。但她们的执着精神实在令我佩服，我在村子里随便走随便拍，她们就跟着我，总是保持着两三米的距离，隔几分钟就过来劝说我一次去看扎染，这样的反复的劝说和拒绝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一般人肯定会感动或屈服于她们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我则抱定跟她们耗到底的态度，看看最后谁投降，终于我成功了。
随便找了一家店住下，正碰上70多岁的老板娘从照相馆取回她的传统服饰照，看着也就像50多岁，飒爽英姿的。她看见我拿着相机，就赶紧整理了一下衣裳，让我给她照相，还让我把照片洗出来寄给她，坦白讲让人觉得有点贪，但倒算是爽朗痛快，估计年轻时也是很臭美的人。
光绪二十一年建的戏台是周城的中心，戏台前面的大片空地是集市，集市中央的两棵大榕树粗到让我无法估计它们的年龄。类似这样戏台-集市的格局在洱海周边的小城镇里好像是一种程式化的模型，很多地方都有。周城依山而建，房屋的起伏完全随着山势，一边向村子的深处走，一边也就上了山，山与屋已经融合为一个整体。在大片的民居中，隐藏着寺庙等古建筑，简单却很生活化，香火的味道虽然有些刺鼻，却寄托着寻常百姓最质朴的希望。
除了扎染，我对周城不甚了了，索性在里面穿街走巷地闲逛。背后响起一阵马蹄声，一位白族老人驾着马车从下面上来，我赶忙闪到路边。老人见我却放慢了马车的速度，叫我上车，载了我一程。他看出我是游客，对这里不熟悉，于是就把我拉到一处老房子旁，还给我指路，告诉我哪里有更多的老房子可以看。你看，这就是热情好客的白族人，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友善，不计报酬地将帮助施予他人。
2008-7-4
早上在市场上吃了一碗黄豆粉，有点像细棒子面粥，味道却大不相同，很好喝。
准备离开周城，这回要买点扎染了。沿着公路的两边，有好多卖扎染的店铺，店铺后面大多就是家庭式的扎染作坊。我在作坊间乱闯乱看，初识了扎染的制作过程。扎染用的布是当地人自己织的土布，手感比纺织厂出的布要粗糙些，但也更有质感。布要先做退浆和漂白处理，烫平后将设计好的图案描在布上，然后按照图案捆扎或缝结布料，完成后浸入水中湿透，取出稍晾，待不滴水后放入已备好的染液中或浸染或煮染一定时间，最后用清水冲洗，晾干，至此扎染的最主要步骤就结束了。晾后的布可在不完全干透时解开扎结处，并用熨斗趁潮湿熨平整，一块美丽的扎染布料就最终完成了。
扎染所用的颜料是以板蓝根的叶子在水中浸泡而成的，所以凡事做扎染的人家，家中都种有板蓝根。传统的扎染只有蓝白两色，因为板蓝根泡出来的水是蓝色的。近年来，周城的白族人又开发了很多其它颜色的扎染布，还有的在扎染布上增加彩绘内容，美则美矣，却总嫌少了些古意和拙趣。
扎染因是纯手工制作，每块布的效果都会有所差别，而且图案的质量很难尽善尽美。在我看来，图案复杂、蓝白分明、边缘清晰的是上品，我试图从一堆扎染成品中选出一块中意的，却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道是限于工艺只能做到这种水平，还是今人的手艺退步了。周城是扎染之乡，应该代表了这一地区扎染的最高水平，虽然总体水平还颇可称道，但艺术水平低于我的预期。或许这本来就是一种为广大百姓使用的普通工艺，美学功用和价值是后来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它的本源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根本没见到真正的精品。无论如何，来一趟不容易，我还是购得好多块扎染和蜡染方才离去。
下一站是蝴蝶泉，离周城不远，我决定步行前往，路上经过周城的邮局，我照例要盖个邮戳，并寄出明信片。邮局的工作人员见我要寄明信片，就告诉我他们在蝴蝶泉也设了一个邮政代办点，可以到那里去寄。但时间尚早，他们这边的人还没过去上班，他就叫我把明信片写好放在这里，一会儿让他们的人给带到蝴蝶泉，在那里盖个邮戳，然后再拿回到周城邮局寄出去。这其实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对他们虽然是举手之劳，但他们总会不厌其烦地去帮助你。类似这样微乎其微的感人小事，这一路上数不胜数，我的心也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点点感动不断浸润，于是无比喜欢可爱的白族人。
我知道蝴蝶泉是因为雷振邦作曲的那首《蝴蝶泉边》，不知别人是否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才熟悉这个地方。蝴蝶泉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吸引广大游人的则是想象中漫天蝶舞翩翩的美妙情景，可惜现实的蝴蝶泉蝶踪难觅，只能在蝴蝶标本的展览馆中一睹各种蝴蝶的芳容。
蝴蝶泉公园中有一个饲养蝴蝶的大棚，从中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蝴蝶，只可惜种类太少。
坐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才到剑川，住宿倒是相当便宜，才15块钱，还带电视。问了店家古城的方向，我就拎上相机去扫街。
剑川古城很规整，保存得也好，最重要的是完全没有商业气息，非常生活化。西门街是贯穿古城的一条主要街道，镇上花了20万块整修这条青石和鹅卵石构成古街，街中央的青石大多仍是原来的旧物。过去只有达官显贵才能走在中间的青石上，普通百姓则只能沿着街边走。古城的建筑几乎都是典型的白族传统制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在西门街上，我看见高门大户就进去看一看，所有住户对我这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都是笑脸相迎，没有任何怀疑和拒绝，剑川淳朴的民风由此可见一斑。
鲁元家宅是古城内较大的一处宅院，鲁元是原国民党58军中将军长，这所宅院则是清嘉庆年间由鲁家的振威将军和建威将军所建。我进去时鲁家的一家人正在吃饭，他们热情地邀我在家里吃饭，之前在其他的宅院里，也有好多家留我吃饭，我猜人家虽好客但也有客气的成分，就都婉言谢绝了。但现在见鲁家人一再地留我，我相信所有这些白族人家都是出于挚诚，而绝非客套。于是我就跟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白族人家的晚餐，主人一再说他是瞎做的，可我吃起来真觉得是美味。鲁家有一位老妈妈，虽然已有93岁的高龄，但依旧耳聪目明，甚至还能纫针，身体健康得不得了，走起路来奕奕生风。她的孙媳妇告诉我，老妈妈是高级美术师，我当时也未以为意，只是觉得老妈妈特慈祥，又有手艺，我能碰上不容易，就合了张影。后来看了资料才知道，老妈妈叫张德和，是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评比第一名，我这么瞎转就能碰上老妈妈，还在她家吃了饭，真是太巧了。
老妈妈文革时有很英勇的事迹。红卫兵破四旧，要把门窗上的木雕砸掉，老妈妈硬是把几扇门窗都卸下来，藏了起来，直到文革结束才让它们重建天日，所以鲁宅是现在古城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保存有完整木雕的建筑。这时我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老妈妈当年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形象。
离开鲁宅，在另一个“四合五天井”的宅院了，我巧遇剑川西区村长杨建梧。老杨正在给这家人做工作，跟他们谈如何修复保护这所宅院。这处宅子在剑川也算大的了，最妙的是主天井下的院子不但是用鹅卵石铺就，而且还在院子的四角用深色的鹅卵石铺出了蝙蝠的图案，既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又表达了主人对“福”的渴求。这所宅院有些年久失修，按理说保护古建政府应该出钱，但毕竟里面还有住户，政府修缮后，住户将是直接受益者，况且财政拨款也不足以完成修缮。老杨提出政府和住户各出一部分钱把房子修好，但住户的工作很难做，他似乎也无计可施。住户不愿出钱也有他们的道理，一来他们出不起钱，二来即使房子不修，他们也照样可以住，当然就不愿意花这冤枉钱了。
老杨一通苦口婆心，没什么效果，索性也不再浪费唾沫，带着我四处转老房子，做了我的义务导游。他给我讲了好多关于古城中老房子的故事，可他的普通话水平实在一般，我连听带蒙勉强能懂。从他的讲解中，我知道了一些过去大宅院的主人是如何被赶出自家宅院，进而房产被分的故事，也知道了一些老房子如何被破坏的故事。老杨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我则听得唏嘘不已。
2008-7-5
剑川人把馄饨叫做饺子，上面撒上香葱、肉末和辣酱，3块钱一碗，不但吃饱而且吃好。
今天的计划是去石钟山石窟。剑川既有石钟山，又有石宝山，有的介绍说是一回事，有的介绍又分明指两个地方，我好不容易才将它们弄清。石宝山是很大的一片景区，绵延数公里，包括海云居、宝相寺和石钟山石窟等几部分。石钟山石窟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又包括石钟寺区、狮子关区和沙登箐区三部分，共计17窟，造像139躯，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艺术瑰宝。整个石钟山石窟又以石钟寺部分为重点，石钟之得名概因山坡上有一大石形如大钟。石钟山石窟是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虽然石窟造像的规模和体积不能与云冈、龙门相比，但它雕刻的精细程度，以及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却是毫不逊色，只可惜养在深闺人未识。石窟的最大特色就是那个女性生殖器“阿盎白”的石雕了，至今无人能解为何要将其放在佛教雕像群中。
早上本来天气晴好，不想在石钟山石窟时忽然大雨滂沱起来。我包了一辆微型车，原打算将石宝山和沙溪结合到一起一日游，现在的天气让我左右为难，只能先在石宝山里转转，然后相机而动。司机李师傅只要看见有步行上山的白族老妈妈，就会停车把她们捎上，在车上他们讲着叽里呱啦的白族话，我除了少许汉语单词，几乎全听不懂。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老相识呢，其实都是素昧平生，白族人就是这么的热情开朗。这些老妈妈有的是上山烧香的，有的是来采菌子的，剑川盛产松茸和牛肝菌，尤以松茸为名贵。据说优质的松茸一斤能卖到几百甚至上千块。六七十岁的老妈妈们还要上山采菌子，我不知道她们是出于生计，还是仅仅把这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宝相寺为元至正年间始建的佛教密宗寺院，清康熙年间毁于火灾后又重建，但现在所见显然是近年才粉刷过的。这些寺庙的建筑虽然不错，但白族的人们似乎并不看重建筑本身，而更在意宗教对于他们精神上的价值。因此这里的寺庙非常生活化，无论是僧众还是信徒，行走其间都如居家过日子一般。
剑川在古代是茶马古道的交通要冲，各种文化的混杂交融也就丰富，宗教流派纷繁复杂。宝相寺供的是释迦摩尼，而其旁边的通明阁供的却是玉皇大帝，更有意思的是，通明阁竟是佛教协会主持修复的，我不理解这其中的道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交汇，这可以算一个实物例证了。
石宝山上我最喜欢的是海云居。海云居内青烟缭绕，好多好多的白族老妈妈和老爷爷们在里面，或拜佛，或促膝而谈。这里没有寺庙的庄严和肃穆，被烟火熏黑的殿宇就像寻常人家的灶台，漆黑的角落里白族老人像隐士一般安静从容，低声的交谈显出超脱的气度。古老的木雕虽不及皖南民居的繁杂细致，但其由简而朴，由朴而拙的风范，渗透出无为而无不为的灵动与鲜活。
离开海云居，雨小了些，我决定还是去沙溪，因为即使今天不去，也不能确定明天就会有好天气。李师傅一边开车，一边指着环绕的大山对我说，他小时候这山上全都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可现在全都是才栽下不久的小松树，一棵大树都看不到了。李师傅今年才40多岁，几十年的时间就毁了大自然成百上千年的积淀，人类的能量让人触目。
沙溪古镇的历史可追溯到24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因其处于大理、丽江之间，是滇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陆路码头，再加上石钟山石窟的开凿，沙溪在茶马古道上成为贸易集散地和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活动中心，是一个集商贸与佛教文化为一体的古镇，可谓显赫一时。唐代以后，又逐渐建成了以沙溪为中心的四大盐井——西面的傍弥潜盐井(现弥沙盐井)、云龙诺邓盐井，西北部古兰州啦鸡盐井(古兰州即今天剑川马登镇)，南边乔后卤成井。沙溪作为离四井最近的茶马古道集市，成为西藏、滇西北地区的食盐供给集散地。盐井的发现与开采使沙溪在茶马古道上陆路码头作用发生质的变化，成为举足轻重的盐都，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沙溪成为茶马古道上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的崛起与腾飞也推动了宗教文化的发展，沙溪一时成为佛教文化的集聚地，以及洱海地区佛教密宗宗教活动主要地区，沙溪古镇至此达到鼎盛。
俱往矣，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茶马古道风光不再，沙溪古镇风光不再，只留下了无声的石桥、古道、古街在悄悄诉说着它的过去，只有黑惠江水无声地把沙溪在茶马古道上的辉煌历程带入遥远的大海。今日，沙溪古镇能再度引起人们的注意，要归功于它先后被列入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基金会（WMF）“值得关注的101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遗址脱贫的可持续实践”项目框架内的示范案例。中国的很多古镇都有类似的特征，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我们却不大懂得珍惜，倒是老外见了后稀罕不已，当成自己个儿宝贝似的，又是宣传又是保护。反过头来，我才从老外那知道这是好东西，可我们和老外对“好东西”的认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老外看中的是历史和文化价值，而我们看中的是经济价值。老外毕竟不能承担古镇保护的主要责任，他们起到宣传的作用后，更多还要靠国人自己来保护，然而价值取向的不同，往往导致保护的结果大相径庭。越来越多的古镇被保护，再经旅游开发变得红红火火，但除却貌似老旧的外壳，古镇的灵魂不“古”，甚至恶俗。
沙溪古镇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和剑川县政府的合作下，目前正在实施第二期修复工程，我相信外国人做事的认真态度，但同时也担心他们是否能真正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寺登四方街是沙溪的灵魂与核心，集寺庙、古戏台、商铺、马店、红砂石板街面、百年古树、古巷道、寨门于一身，是沙溪古镇商贸交易的地方，被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专家们誉为“茶马古道上惟一幸存的古集市”。我去的时候，细雨还在继续，街面上冷冷清清的，很难想象出当年人来车往的热闹场面。兴教寺和古戏台相对默立，不知是在追忆往事，还是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兴教寺的大雄宝殿还在封闭维修中，不能一睹精美的明代壁画。
出东寨门就能看到横跨黑惠江的玉津桥，这条路就是茶马古道的故道。虽然还有人在走，但石板路边丛生的杂草使这条路显得苍老而荒凉。茶马古道，听起来波澜壮阔，令人心驰神往，而看过才会知道那是一条多么艰辛的小路，多少人的生命捆绑在这条小路上，用血泪和汗水谱写了平凡而生动的历史。
欧阳大院是当地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宅院，典型的“三坊一照壁”。欧阳家的祖上是马帮的马锅头，辛苦经营后置下了这所大宅院。从欧阳大院最早的主人到现在是第三代，第二代时是两兄弟，两兄弟又生子，到第三代成了兄弟五人。第二代的哥俩生逢文革，划分成分时，一个地主一个中农。于是地主家有三个儿子却只分到很少的房间，而中农有两个儿子却分到了更多的房间，事实上是把地主和中农的财产给对调了。不过这一家倒并未因此有太多不睦，怎么说也还是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再说那时这老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可是平静随着沙溪的一夜出名而瞬间打破，欧阳大院是沙溪数一数二的老房子，价值陡增，欧阳家的人合计着把房子卖了换钱。地主家的儿子要求卖了钱平分，中农家的儿子自然不答应，要求按文革时对房产的分配来分钱。这绝对是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中农家明白，都是一个爷爷生的，人家文革时就受了欺负，现在又要少分钱，当然心里不平衡，可自己守着既得的利益，又如何能轻易放弃呢？本来平等和睦的一家，就这样吵得不可开交，文革是这场争吵的罪魁祸首。我怎么都觉得文革留下的这一屁股屎，就像过去的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制造的混乱。比如英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留下的克什米尔；又如英国人在中印边界划下的一条麦克马洪线。
沙溪古镇很安静，而我却如匆匆的过客，在它表面轻轻飘浮了几下，旋即离去。其实真应该这里住几日的，我无法预期它今后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的沙溪还未最终修复完毕，旅游业也未充分开发，古镇的味道还较浓，不知道这样的沙溪古镇能保持多久。
2008-7-6
清晨睡醒没有听到淅沥的雨声，欣喜之余甚至有些不适应——我几乎不敢奢望晴朗的天空。昨天的大雨下得足够努力，透支了雨云的力量，天空晴朗得近乎奢侈，到云南这么多天，这是第一次天气这么好，这才是我要的彩云之南。
有些后悔为什么不今天再去石宝山和沙溪，我猜老天是在故意戏弄我。在东门街吃过一碗米线后，我再次踏上了西门街，这两天我反反复复在这条街上不知走过了多少趟。当我在张纪域故居门前拍上马石的时候，一位路过的老者指着凋敝的门楼叹息道：“文革时都砸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能读出他眉宇间的痛惜与无奈。
沿西门街走到头就是景风公园，景风阁古建筑群就在其内。除了灵宝塔还保持着原来的风姿，经整修后的文庙系列建筑神韵全无。原来的关帝庙现在已被改建成了关岳庙，关岳二位老爷在大殿中威襟正坐，一位白族老爷爷缓缓地给神像换香上茶。见我进来，他向我一一介绍供奉的各位神像，末了对我说：“这些大殿和佛像都是老爷爷和老妈妈们一点点辛苦集资建起来的，很不容易，你要是有1分钱就往功德箱里投1分，看个人的能力和意愿，不必勉强。”若在往常，我当然不会理会，但凭着这些天来，白族群众对我的善意和热忱，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往功德箱里投了1块钱，虽然不多，却是我对善良和虔诚的回应。
出了景风公园，有一条路通往千狮山，路上要经过一片墓地，白族至今还保持着土葬的习惯，坟头成倾斜的棺材状。做一个坟，少则三四千，多则上万元。葬在这里基本不是本地人，都是后来到剑川工作的。真正的剑川人大多葬在了乡下老家，只有那些背井离乡来到剑川，死后又无法葬到原籍的人才会葬到这靠近剑川城的山上。
千狮山以石雕的狮子著称，但它本身并无什么古老的历史，有名的是山中的满贤林。满贤林在《徐霞客游记》中就有记载，徐霞客称满贤林为一州胜处，石崖危壁，险而奇妙，瀑布水帘，随处可见。可惜满贤林在文革时期几乎被破坏殆尽，如今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加以修复。白族的老人们挨家挨户地集资，以一种近于愚公移山的精神修复了满贤林，这其中包含着对宗教的信仰，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维护。我再次被白族老人们的精神感动，往功德箱中塞了10块钱，要知道通常我对功德箱之类的东西是不感冒的。一位老人叫我登个记，我说不必了。于我而言，捐钱既不是为自己祈福，也不是因为有宗教信仰，唯一的理由就是被感动了。
走了挺久的路，终于到达千狮山之巅——狮王雕像。几个人不顾一切地要爬到狮王的头顶上，好像站在了狮王的头上他们就比狮子还大，我当然对他们的狭隘充满不屑，但挡了我的镜头实在令人恼怒。千狮山上雕满了石狮，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虽不是古迹，但工艺精湛，是剑川石雕集大成之所在。
从千狮山下来，停车场内的一辆微型车正好要下山，但位子已全部坐满，好心的剑川人硬是又挤出一个座位给我，且免费让我搭了顺风车，我再一次感动得无语。
从照相馆取出洗好的照片，我径直奔往鲁元家宅，张德和老妈妈正坐在西屋的门口和她侄媳妇闲聊。老人看到照片非常高兴，连声说好，我则向老人求证她是否就是张德和，当得到肯定地答复后，我不禁感叹自己的运气好，误打误撞竟然邂逅了剑川唯一的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老人向我展示了她的命名状，以及她的布扎和刺绣作品，果然精美。她说一般情况是不给人看这些东西的，跟我也算是机缘巧合，所以才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当然不会错失收藏大师作品的机会，买了布扎的一对球和一条鱼。最精美的当属她90岁时，缝制的一个刺绣肩披，这已是绝版，因为她的眼睛已经不允许她那么细致的活了。由于是绝版，老人的态度也就很坚决，千金不易。很多年轻的白族姑娘照相时会来借这个肩披，足见其珍贵。现在几乎没人会这种手艺了，还好老人已将手艺传授给了孙媳妇，但孙媳妇目前还停留在知道该怎么织的阶段，还不能织出披肩的成品来。我和老人约定，等她的孙媳妇织好了肩披，就把老人织的这个给我。真心希望老人的后人们能把这门优秀的手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后来和白族人聊天，从侧面验证了张德和老人手艺的难得。现在的白族妇女很少带肩披了，因为其工艺比较复杂，又特费功夫，所以现在很少有人能做这种纯手工的刺绣。即使有，要么是机器织的，要么就是工艺粗糙。偶能见到过去老人传下来的，也都跟老古董差不多了。我于是更加珍惜包里的两件布扎。
约了昨天的司机李师傅把我拉到海门口遗址。海门口遗址虽早已发现，但是今年年初的第三次发掘是规模最大的。这里是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云南先民生活的遗址。遗址的现场是几个大坑，坑里有大量杆栏式建筑的木桩遗存，但现在坑里积满了水，几乎看不出什么，只有在领导来的时候才会把水抽干净，对于这样的中国特色，也没有什么可过多评论的。看海门口遗址是需要点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否则看不出什么来。
离开海门口，剑川-沙坪-江尾-双廊-大建旁村，一路辗转到了海地·生活，这是一个临着洱海的小客栈。能来到这里要感谢大理古城书呆子的店主燕子，偶然的闲聊中她向我推荐了这个地方，我则以一种行走中无理由的信任投奔过来。这是那么不出名的一个小地方，而客栈又隐藏于村子的深处，我以往偶遇式的行走是断然是无法发现这个地方的。
客栈成L型，中间围出一片绿地，客栈四周种满了桃树和李子树，还夹杂着一些蔬菜，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大门面对着洱海而开，在临海的岸边有了一个木制的观海平台，茂盛的花椒树将灼热的阳光完全遮蔽，在躺椅上凭海临风，除了享受别无选择。你在海边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不正是卞之琳先生《断章》中的意境么？站在客栈二楼的平台上，面对苍山洱海，我知道自己将要在这里沉溺。
天空渐渐黯淡，西边大片大片的火烧云红得是那么的浓烈，仿佛要映透我的眼睛，照亮我的心。无论对于紧张的生活，还是匆忙的赶路，这样肆意的放松几乎令我难以承受。漫步海边，我冷静到觉得眩晕，如果真有母体，此刻应投入她的怀抱。
2008-7-7
天空刚一放亮，我沉睡的心似有默契地悄然苏醒，几日的疲惫顷刻间一扫而光。宁静，是形容此刻最好的词语，偶有鸟鸣也只将宁静衬托得更加彻底，远山，海景，栖居，这难道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理想的生活环境么？虽只能拥有片刻，但足以让我流连欣然。
快八点了，太阳才从山后轻轻探出头，一出来就是闪亮登场，它肆意奢侈，毫不吝惜，挥洒得苍山洱海一片金光灿烂。坐在面海的露台上，放眼湖光山色，这是我享受过的最惬意的生活了。
在湖心睡了一晚的渔民，此时收网归岸，满网的银鱼映出渔民脸上的笑。七月一日，洱海才刚刚解除封渔，积蓄了许久的力量一时迅速迸发。每条渔船一天都要打上三四百斤银鱼，一条银鱼只如一根豆芽菜那么大，难以估计这几百斤是多少条银鱼的性命。洱海边不知有多少条渔船，我惊叹于洱海孕育了那么巨大的生命能量。后来我知道，这种状态只能持续不到一个月，期间将打上80万斤银鱼，然后就再无银鱼可打，下一次的美味只能期待一年以后了。竭泽而渔，是我对这一切能想出的唯一形容词，一年后竟然还有鱼可打，我对洱海的宽容和仁慈充满了敬畏。但我无法谴责这些渔民，他们太辛苦了，一年最大的生计要在这些日子里完成，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熬红的双眼中满是疲惫。言语间，我听出他们渴望科学打渔，渴望可持续发展，但当迫于生活的压力时，他们很难做出合适的选择。
在担忧洱海的渔业资源的同时，我又是破坏这一资源的推波助澜者。银鱼的鲜美和营养让我无法抗拒，满足口腹之欲的之余，又买了10斤鲜银鱼晒在屋顶，准备晒成鱼干带回家去。据说日本人特别喜欢吃银鱼，以前这里出产的银鱼大量出口日本，一斤能卖到35块钱，然而现在风光不再，不知何故，银鱼不大出口了，价格也应声而落，降到了5块钱。
双廊每六天有一次集，我的运气很好，恰巧碰上，约了同住在客栈里的深圳朋友燕子和小易，以及主人郝奇一同去赶集。所谓赶集，其实和我们小时候逛自由市场没什么两样，但如今城市里的大型连锁超市蜂拥而至，将我们的购物习惯大大改变，自由市场也在渐渐没落，只有在乡村这种传统的购物方式才一如既往。
集上的商品并无太特别之处，只是有一些蔬菜是我未见过的，还有一些传统而平常的东西在城市中已难觅踪迹，但在这里却亲切如常。豌豆粉和大理古城的味道大不相同，却不如大理好吃，验证了客传香老板说的每一家的味道都不同。米粉是我第一次吃，沾上红糖调的汁，甜甜的。在燕子和小易的怂恿下，我买了一块砖糖，其实就是砖型的红糖，他们说这个补血，尤其适合女生，既如此我当然抓住这个向老婆示好的机会了。燕子和小易深得广东人煲汤文化的真传，脑子里处处浸透着进补的思想，看见任何吃的东西，第一反应就是进补。集上最吸引我们眼球的就是一个卖皮鞋的大伯，如果您听过相声《卖布衣》，就能理解他是如何推销皮鞋的了。他拿根木棍对着一只皮鞋又打又砸又捅，嘴里年年有词，颇有“禁拉又禁拽，禁蹬又禁踹……”的味道。
赶集的人们都背着一个敞口的大箩筐，买好的东西就放在箩筐里，他们根本不担心筐里东西的安全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丢东西的概念。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担心就是一种罪恶，城市里的法则不适用于这个质朴的小镇。所有的警惕、戒备都使我在小镇中显得陌生，我并不努力融入其中，因为那不可能，灵魂上的隔膜使我只能如过客一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用心去体会停留在空气中的小镇之风，灵魂即使不能改变，但终究是可以被影响的。
今天不用赶路，我也放弃了骑车去挖色转一圈的计划，下午无事可做，写游记成了唯一的选择。我是一旦上路就不能停步的人，所以前几天的赶路近于奔命，每晚拖着疲惫的身体整理完照片后，再没有精神去写游记。尽管我竭力记取路上的点点滴滴，但健忘的大脑让我此刻搜索枯肠却印象模糊。我知道所有的情绪和感受都已浸入心底，不动声色地影响我的灵魂，但我终究还是希望能留下些有形的纪念。于是一如以往每次写游记的情形一样，痛苦在重复着，唯一不同的是，我应该享受这快乐着的痛苦——脚下就是洱海，眼前便是苍山——一切都让我无法抗拒。
夜来了，我们在洱海边的烧烤也拉开了序幕，为了丰富餐桌，大家决定先去打些鱼。在这里打渔跟我们通常见的用网把鱼兜住，然后捞上来的方法不一样，确切地讲应该叫网渔。我们先跳到水里，沿着离岸七八米的距离，把网拉开，网在水里的状态就像一堵墙，而不是一个闭合的兜。然后我们在水里搅来搅去，鱼受了惊吓就回四处乱跑，撞进网眼里就跑不掉了。网眼的大小刚好能卡住洱海里的箭鱼（他们这么叫，我也不知道确切的名字是什么），这种鱼有10厘米长，据说身手很敏捷，游得飞快，所以就被称作了箭鱼。再小的鱼就从网眼中溜掉了，而再大的压根就不会钻进来，所以这里是一种网捕一种鱼，捕上来的鱼都几乎不用分拣。我们在水里折腾几分钟后就可以收网了，收网的时候就像折纸一样把网一折一折地叠起来，把网提上岸，然后开始收鱼，连鱼饵都不用，够简单吧。
河南、深圳、重庆、天津、伦敦、吉隆坡，五湖四海的几个陌生朋友此刻围坐在洱海的一隅，听涛声，吹海风，大家都静静的，没有面红耳赤的高谈阔论，尽享人生的宁静与和谐。虽然东西并不丰盛，烤得也不鲜美，但谁会在乎饭菜本身呢？大家能在一起解鞍稍驻，就是最大的快慰了。
2008-7-8
今天不得不离开海地·生活了，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才认识两天的朋友们，和我一起离开的还有Leila，她昨天中午才到这里，原来说要今天下午回去，不知为何改了主意要在上午跟我同行。
Leila今年23岁，老家在英国伦敦，她目前正在学中文，却令人难以理解地选择了大理古城的大理学院，不由得让人怀疑她是来学习还是来玩的。据她自己说，以前是在北京学的，但北京的学费太贵，半年就要12000块，她一边教别人英文，一边自己学中文，仍是入不敷出，而大理的学费只有北京的一半，她可以在北京赚够了钱，然后在大理全职学中文，生活足够轻松。还有一个原因，北京的外国人太多，她的圈子里都是外国人，这些人在一起通常说英语，所以她在北京一年多，汉语的进步却不大，这也促使她离开北京。
Leila开始给人的印象是不太爱说话，客栈里的其他人都觉得她和通常那些的自来熟的老外不一样，并归因于是她太年轻，所以不善和人交流。实际当我和她混熟后发现，她足够调皮。她自己解释，不说话是因为来这里就是为了安安静静地看看书，休息一下，所以没必要和别人攀谈。
坐在回大理的中巴车上，Leila谈兴益盛，我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发现中西文化真的有很大差异。Leila并没有什么中国情结，她到中国来是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她的母亲在德黑兰，但她父亲在北京又给她找了个意大利后妈，这是一个标准的国际家庭。所以她就迷迷糊糊地来到了中国，至于未来在哪里，做什么，则完全没概念。我问她将来有什么打算，她一边比划出一个大大的圆，一边告诉我要成为一个air ball，于是我们一起大笑，她一点不像之前文文静静的样子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笑得不像个淑女，她挺有意思吧，是不是有点像咱们这的80后。
正聊着，一个肤色黝黑的白族姑娘上车了，Leila连忙捅了我一下，让我看美女，我这才相信原来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审美实在太不一样。Leila说像刚上车的这个姑娘，如果在国外被星探发现了，肯定会被拉去做模特。她问我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姑娘很美，我只能坦诚地回答说一般。于是我们就美丽的标准展开讨论，并总结出了东方人和西方人对美女定义的标准。基本上老外看中的中国美女，在国内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这倒是可以做一下国际交流，人尽其才，各取所需。我问Leila，在英国人眼中她自己算美女么？Leila说可能一半人觉得美，一半人觉得不美，因为她并不全具备西方人要求的美丽要素，而且她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在不同的人看来是有争议的。我告诉她，在东方人的眼光看，她应当算是比较漂亮的。Leila听了挺高兴，但似乎也不是很在意这个。
Leila给我讲了不少她在北京的见闻，并且说她喜欢北京，因为那里什么都有，而大理太单调了。谈到英国的酒吧文化，我问她为什么英国人那么喜欢去酒吧，真的是一种文化么？她的回答简单而直接，英国人去酒吧，先是喝酒，然后找男人找女人，然后出去，然后说再见，就是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着。她接着反问我，中国也这样么？我说当然也有这样的事，不过没有英国那么普遍。
Leila又问我，中国人是不是不喜欢黑人，因为她看到有的黑人会找好几个中国女孩作女朋友，中国的男学生就看不过去了，于是他们就打架。我说这跟肤色和种族无关，中国人没有种族歧视，但我们很在意对人的尊重。Leila似乎总能看到打架的，因为她总是问我关于打架的问题，好像随时都是一个观战者。她说现在英国的年轻人很厉害，打架很平常，他们经常会带着刀一类的武器，彼此看着不顺眼可能就会引发一场战斗，就连女孩子也不例外。所以她在伦敦的时候，走路都会很小心，相比起来，她觉得北京太安全了。
一路上，我们拉拉杂杂地瞎聊，时间就过得挺快，Leila在古城就下车了，我则坐到终点下关，然后换乘开往昆明的大巴，在日暮时分又回到了昆明。
回到昆明，一切都归于熟悉的轨迹上，一圈转下来，就像从原点到原点。后面的日子，漂泊还在继续，直到现在，但我已疲惫到写不出任何文字。
老宁
2008-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