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改革开放的助推器
逃港风潮
当深圳还是南海边的小渔村时,河对岸香港已是发达的高楼耸立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当初，这个不足三万人的边陲小镇，90%的成年男子都有逃港档案，官方宣称的“过着幸福光明的社会主义生活的渔民”，竟然拼命要逃往另一边的“水深火热”中去。1979年4月，深圳第一位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最多时有几万人从内地涌向深圳，在那里等待外逃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人们在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政府向人们发饼干、买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一批又来了一批，从1976年到1981年的五年中有50万人从深圳逃港。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都是污浊，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的被遣送过来。当时两边工资差距是70倍，深圳每月140元人民币，香港15000元人民币。深圳的女人都叫男人学游泳，不会的男人被老婆骂。记得视察深圳的国务委员谷牧这样评论逃港现象：“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力，对饥饿中的群众谈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根除了贫穷这一祸根，才能根除偷渡。”
此话说得真好啊！
解放后，官方一直宣传香港人民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愚弄的百姓信以为真。但知情者特别是广东老百姓却偷偷传进完全不同的描述。记得那时在上海只要谁家有香港亲戚朋友来，都是既害怕又兴奋。害怕的是：凡是跟香港人有接触与联系的家庭，必然受到监视同时要向组织汇报；怕自己讲了不该讲的话，听了不该听的信息，害怕在政治运动中说不清而受迫害。兴奋的是：在穷困中，有富裕的香港亲戚朋友带来东西，寄来侨汇是幸运的事。香港二字在阶级斗争年代让大陆老百姓既怕又爱，神秘莫测。当时人民生活在铁幕中，唯一能使中国人在这个信息黑洞里透出一丝光亮的就是香港。
对于逃港风潮，港英政府是司空见惯，甚至有一种“抵垒政策”，即凡是逃过边境到达市区的偷渡难民不会被捉，就像打垒球游戏一样。所以，造成大量内地人不断逃港，特别是广东人。我觉得香港最可爱的就是一次又一次接纳与收留了大批难民。在东南亚国家心中，香港被认为是“难民天堂”，特别是每次东南亚排华时，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大批难民从海上逃到香港。
改革开放后大陆人才见识了真正的香港，第一次到香港的大陆人好比乡下人到了上海南京路，恨不得把所有商品买回家。而最早去香港考察的共产党干部也目瞪口呆，连自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发生动摇——难道这就是毛泽东告诉我们的黑暗万恶的殖民地? 到今天，香港“自由行”不仅为香港带来经济繁荣，也为越来越多的大陆市民带来学习观摩与洗脑的机会，一切大陆封锁禁止的新闻、书籍、报刊、杂志，在香港铺天盖地随处可见，这些令大陆人感受了到了与内地不一样的新闻与言论自由。
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
我一直想邓小平为什么把第一个特区试验地选在深圳？而不是其它地方？深圳紧贴香港，邓明言是向香港学习。
1979年4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建议，希望中央给点权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独特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场所。邓批准答应，并说“就叫特区嘛”。接着邓又说，“但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光有政策没有老师不行，香港就是大陆市场经济的老师。光有政策没有钱也不行，而近在眼前的香港人有得是钱。所以当国门打开，港商最早蜂拥而入。
特区经济模式就是从学香港开始的，通过这个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世界自由港，引进了外资、技术、人才、理念、管理模式和经验。现在全国有名的招商银行，在当年只是蛇口开发区的一个会计室和结算中心，蛇口的企业把多余的资金放在一起，互相流通，结余就放在结算中心，后来分立出来于1986年成立了地区性银行。现在招商银行平均资产利润在全世界都是前十几位，全要归功于当时蛇口开发区的创建者，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官袁庚实时地将其政府经营行为转为商业经营，这个在现在看来是非常合理正常的举动，在当时却引起了几乎所有官员的强烈的反对，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冒险举措。1991年，应当时上海市长朱镕基之请，深圳招商银行开到了上海，股本也扩大了，这个中国最早的商业性银行现在已发展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在它从市场经济萌芽最早的深圳带来的客户至上的良好服务也被广大客户认可和受到好评。当时在深圳，有中央各部委和全国28个省市采用多种形式在深圳办起了近四千家内联企业，包括北京、哈尔滨等等大城市企业的头头脑脑、广大干部，好像“文革”中朝圣北京天安门那样，一批又一批涌进深圳特区参观取经。
新中国成立后，大上海等沿海口岸统统关闭。上海这个东方贸易大港“下岗”了，当时尚处破落贫穷的殖民地香港却趁机被国际大财团看中，没有多少年取代了上海的地位，竟成了东方自由贸易港。转眼四十年过去，亿万大陆民众已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了。
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南下深圳，感受到深圳刚刚开始改革的萌芽和经济前景，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上海人，十三年政治犯的敏感使我知道这是人生的一次机会，毅然在85年辞职，抛下家庭迫不及待冲进特区。当时的广东省特别是特区深圳，冲进大批香港人，他们带来资金、技术与理念，开厂、办公司。开放初期，广东人天生跟香港人一样，他们做生意的语言、习惯、很快学得像模象样，而受过一些教育下海的上海人几乎都看不惯广东人、温州人那种急功近利、不讲商德、不择手段的唯利主义。殊不知南方沿海地区环境特殊，许多人的家属飘洋在海外，乍一开放，内外迅速融合交流，侨乡、侨眷、港澳亲友带给广东人经商意识、商海头脑、资金与货品的资助，使他们很快轻车熟路驰骋在市场经济中，确是当时商海中的强者，那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闭关束缚长久，一旦松绑，惯性反弹更厉害，急于求富，所以把“商德”放在其次。何况何谓“商德”、哪种“手段”算正规，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还难以说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富差异迅速拉开的事实面前，许多上海与其它内地人士纷纷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我就是这样学习香港人从小生意做起，跟着首先醒悟敢 “吃螃蟹”的潮州人、客家人、温州人在深圳学习下海做生意。我只有老老实实拜他们为师，像五十年代香港铜鼓湾小商贩一样在特区疯狂挖金矿，改革开放的原始积累充满风险与疯狂，当时假冒与走私货充塞市场。我佩服同行潮州人温州人的胆大包天，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心的上海人搞怕了，他们开始时犹豫、胆怯，一看、二等、三想，等到他们看明白了，想通了，下海抢滩的最佳时机也失去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几乎全被处于人多地少、劣势环境的广东人、福建人、温州人掏走了。
交流是双向的。香港是块弹丸之地，人才、资金重迭积累，没有发挥空间，竞争激烈，发财谈何容易。于是深圳特区首先成了他们英雄用武之地。只要有一张香港护照就都是港商，只要有点胆量，敢搏一记，到广东什么地方随便走一圈，就有人上来盯着，利用港商引资招商，打一个合资厂或来料加工厂什么的招牌，而它又成了当地考核干部、镇长、村长的重要政绩，一切为港商开绿灯。政策、土地、房屋、原料、劳动力要啥有啥。其实中间也是漏洞多多、虚头不少，给有些所谓的港商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
在深圳，我也结交了一些香港朋友，看到许多香港低层人士，来往港深之间的司机大佬、开皮包公司的跑街先生、公关小姐，及至吃救济的失业人员涌进深圳淘金。港商王先生，36岁。在许多次你来我往中，熟悉得开怀畅谈。其母是广东中山人，父亲是上海人。1964年，他在上海被判少年教养二年。67年他少教期满出来，设法逃港成功。原在上海是个二流子，初中没毕业到香港混了十几年出不了头，一直在铜锣湾做小商贩。改革开放后，王先生以港商身份来到广东，凭他对国内政策了解，特别是迎合一些地方干部的贪婪大肆行贿，先掏腰包花小钱搏一记，不费吹灰之力于84年在东莞开了一家合资的来料加工厂。干部给政策，给他贷款，并拉地方暴发户出资，他出香港护照，只出了少量钱合资厂就这样快速办成了。那时大陆的进出口外贸全依赖香港世界自由港的窗户，凭着香港身份，他经常拿着订单来回于香港与深圳，短短几年金矿挖掘成功，92年时他在大陆财产己积累几千万。这种事例在香港人中很多。
八九十年代到深圳的人都不会忘记沙头角独特的“一街二制”的中英街。八十年代的中英街是人挤人的购物天堂，当时只要有个商人在中英街两侧寻觅到一个店铺，不管出多高租金，都能迅速发财致富。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进中英街关口都排着长龙的队，进店买商品完全是抢购。我经商二十多年跑了全世界那么多繁华的商街，没有一条街能与当年中英街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中英街最能反映与体现出改革开放初大陆人原始财富积累的疯狂性。现在中英街已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两边差别越来越小，今天成了一条幽静的人文居住街。
记得当时民间广为流传一个顺口溜：“工农兵学商、人人都经商、东西南北中、个个去深圳”。首先是一大批没有背景的平民精英人士，特别是知识精英，凭着对新事物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判断能力和眼光，纷纷到特区下海闯荡事业。当时深圳市对人口的迁入限制很严，甚至超过北京上海。除了知识分子人才外，一无关系、二无特权的一般内地百姓要想迁入是难上加难。在形势明朗化的情况下，不久大批干部子弟利用“特权”这把“钥匙”，打开一切“原则”的锁，推门而入。我在深圳目睹许多高干子弟进入特区后，利用权势大搞走私、倒批文、内贸配额；利用香港外贸窗口、来料加工、招商引资，迅速致富，并完成他们第一桶金的血腥原始积累。后来，这些干部子弟再进一步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和控制香港中资企业公司，进行资产包装上市，从而逐渐走上国际舞台。
与一位在香港的退休中资企业官员交谈使我知道了关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一些细节。他告诉我，政府对海外华侨的统战政策不外是请你回来让你占些便宜；欢迎你回国投资，给你创造赚钱机会；或者给你一个挂名头衔，满足名誉欲望。我们改革开放对港澳、对台湾的政策基本雷同。他还告诉我：在历史上香港商人在海外到处投资，但从来没有在大陆投资办厂来得的简便（行贿干部）、低廉（雇用民工工资低）、容易（环保要求低），而且还没有“工会”来给他们“捣乱”。难怪在九龙与新界地区原来灯火辉煌的大楼现在暗掉了一半，因为香港加工业厂全都搬进大陆去了。
89年的六四事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点，反对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想大量回潮，保守顽固派纷纷跳出来，再次掀起全国“姓社姓资”的大争论，这时全国人民的眼光都盯着南巡的邓小平，连国际上都估计中国大陆可能会走回头路。那时我在深圳经商，感到回潮风越刮越严重。仔细想想文革以前大陆人曾长期禁锢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搞特区，绝对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大胆之举，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旦失败将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只许成功不能失败。92年邓小平南巡，就是在特区反复考察总结，想进一步证实自己走的改革开放之路究竟是对还是错？特区的变化与成就，加上与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等人的交流，更进一步坚定了邓小平犹如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改革决心。
政府的引路人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如果没有香港，没有一大批像霍英东、李嘉诚、李兆基、董建华等港资引路人在其中的推波助澜，绝不可能像后来呈现的如此迅速与顺利展开。其中一些港资的引路人更是功不可没，最典型的人物是霍英东。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禁运、经济封锁造成新政府很困难。霍英东不顾禁令，冒着被港英政府扣“违法、走私”罪名，如履薄冰偷偷用货船给红色中国运送了大批急需物资，从而赚取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从此他在大陆成为真正的“红色资本家”，并与官方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其实，像霍英东这些香港红色资本家早年均遭受港英政府的长期打压，即便他们渴望为国家多尽一份责任，也只能采取在资本主义香港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穿针引线的方式。实际上，在没有改革开放前，在大陆被西方经济封锁的年代，像红顶巨商（红色资本家）霍英东等人是比较吃香的，在统战的旗帜下加上一些特殊的关系，在他们设在国内的一些特殊公司、高级酒店率先实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初的一套东西，如“效率、奖金、加班、协作”等等，并已经在大陆起了最初的渗透作用。霍英东在1979年起便一再向政府提出他的大胆建议，可惜他当时的许多宝贵建议如泥牛入海。在中国保守派和意识形态专家眼中，霍英东就是“资产阶级卷土重来”的代名词。但由于他特殊的地位和历史上的贡献，一直受共产党高层保护，也在大陆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中国第一个房改试验地——广东的白天鹅宾馆就是霍英东最成功的作品。邓小平曾登上白天鹅顶楼俯瞰珠江，他拉住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1981年10月，霍英东陪同中央主要领导在广东视察住房时，对领导人讲了住房问题：“在大陆，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职工分了房，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一调动就要搬走，死后更不能留给儿女。每人一套房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国家与个人，两头都难做，这是计划经济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接着，霍英东就向领导当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建议。霍英东的建议在当时高官们心中是想都不敢想的。直到1988年才被正式接受：人大通过决议，土地有偿使用期限定为七十年。可以说霍英东是真正在大陆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老师。早期在广东、深圳试行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都是他们带领搞起来的。不仅如此，霍英东等人还帮助促成邓小平肯定特区成功、推动邓小平提出扩大沿海开放的思想。他一共见了邓小平十五次面，邓小平掌权后跟他约定每年见一次面，可见他对邓小平制定开放策略起的参谋作用。
一方面，这批港资引路人为中国改革开放带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理念。反过来，自从中国推行经济改革起，这批人也是首先得益。香港更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从第二十三位一直提升到第九位，它的出口交易占中国总出口交易额的大约三分之一，香港与大陆开始形成双赢的局面。
大陆改革开放后，内地的低廉生产成本再次提高了香港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大陆雇用的人数超出其在本地雇工数一倍以上，香港制造业大量北移到珠江三角洲，接着又把传统工业改变为创意业、电子业。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香港的前途终于趋向明朗。在同大陆经贸联系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香港经济多元化更见成熟，金融、旅游等业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转口贸易重又兴盛。其次，各个行业提供的国际性服务愈来愈多，国际资本对香港越来越重视，进入香港的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与日俱增，同时香港财团也大量投资海外。
邓小平是个务实主义者，搞“特区”试验田，验证了“五四”时就首先提出“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伟人胡适先生的预言。香港有150年殖民地历史，也是全世界首个“一国两制”的试验田。拜基本法之赐，香港终于循序渐进，结束了不确定性的过渡期。动感之都香港现是一个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城市。香港基本精神是“永不言败”，港人自信自尊顽强，始终充满活力，保持竞争力，回归十年香港变得更成熟更坚定。
还要向香港学什么？
我们一直说香港是“资本主义”，其实她有许多“社会主义”的特征。如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居者有其屋”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 “公屋”，提供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居屋”。大面积建立公共交通设施、康乐体育设施，在同一楼里，必设公共体育中心，有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必有一个公共图书馆，香港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组成一个网络，借书还书通用。“公帑”——即政府财政支出，随处可见。
其实香港的繁荣也并不是一日造就的，它是由几代人发扬“香港精神”自力更生、白手起家造就的。香港经济起飞是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经济崩溃的边缘，促进香港繁荣的是英殖民政府的法治与自由体制。
1945年香港人口只有60万，1947年上升到180万，解放前夕激增220万；1960年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又使大批华侨企业家带进庞大资金与技术。香港的发展英国政府几乎没有花钱，只有二战后例外，不过英国殖民政府在香港发展的关键时期为香港搭建了一套走向现代化的制度。英国在香港的前期统治是比较专制的，那时香港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缺乏民主的，英人在港有许多特权，对在港华人的歧视也是层出不穷。所以造成1967年文革时期香港左派配合大陆反英，红卫兵焚烧英国大使馆事件，同时爆发大规模的暴乱、大罢工直到英政府镇压为止。那时，香港人很不满意英国的统治，香港的英政府也很腐败，社会混乱，福利、就业、治安都不理想，所以人们由不满引起反英。由此写下香港历史上迄今最动荡不安的一章，除了大陆本土之外，相信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曾受到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的冲击。其实，文革对香港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有着难以解释的情结。当年一些资深左派报人罗孚和李怡，都是当年拥抱文革的知识分子典型。那时他们相信中国的封建文化是需要经过洗涤，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他们赞同文革中的暴力，漠视无辜市民在街头被炸死，甚至对飘流到香港海域的一具具五花大绑的浮尸也表示理解。后来，已是八十岁高龄的罗孚是用这样的八个字来形容那个疯狂岁月里的自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不过，香港左派的抗英斗争到了年底就已无以为继，真是来得急去得快。七个月的暴动死了五十多人，伤者人数有八百多人，接近五千人被捕。一些中上阶层和专业人士更是掀起了移民潮。67年暴乱结束后，新的港英总督麦理浩吸取教训，采取怀柔政策，并推行“善治”，他改变了过去英政府对辖区内中国人问题和需求不理不睬的歧视态度，改善民生，积极推动社会福利的提供，特别是公屋、公共医疗、公费教育和工人保护领域，三级议会制、小区康乐活动，不断提高和改善底层人们的生活。1971年后的十几年香港在他管辖下一跃成为以金融和服务为主的国际大都市，香港终于迎来了法治、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曙光，这主要归功于中文流利的港督麦理浩。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自由。它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良好的法治基础，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以低税率和自由港政策闻名于世：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免税进出口；并能够连续13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第一名，和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具竞争力第二名。香港人均GDP高达近三万美元，占世界第15位；人均财富达20万多美元，为世界前列。以一个仅1000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蕞尔小岛，能够取得如许成就，被世界经济学界称为“香港奇迹”，实在堪称华人经济发展的典范，大陆应该虚心就近学习举世公认的“香港奇迹”。
我认为大陆目前对于香港的学习，最不足的地方即是中央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迟缓与犹豫不决。在法制方面、民主与言论自由（包括出版业的控制）方面远落后于香港，举一简单事例：香港的法治保证了司法和廉政公署及新闻媒体的独立性，高度的新闻自由、全民参与的反腐意识将恐惧感深深打入贪污者的心灵，民众非常有效地对香港政府起到监督作用。香港政府的廉政排名连续三年在世界排名前十五位。我们讲一国两制，两制之中，必有优劣，既然有优劣，为什么不能一国一制，择优实试一下呢？我们既然承认香港比大陆繁荣、廉政、法治成功，这说明香港的制度比大陆优越。为什么不能在大陆某地，如上海试验实行一下，将香港的制度移植到上海，就像八十年代邓小平大胆实验深圳特区试验田一样。“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二十年后上海将是怎么样的社会？会给全国带来怎么样的天翻地覆的实质性变化。
其实，香港回归中国除了是一个民族问题外，同时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香港人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希望香港能够回归祖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自由与民主中的人，又不愿意回到大陆一党专制统治之下。我在海外旅游时注意到：香港人，无论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以自己是香港人为荣，而不称中国大陆人。回归后香港有成长的烦恼，对二十三条的疑惑和对普选的期盼。如“远虑”更甚于“近忧”，大陆沿海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上海的经济崛起使香港人越来越怛心，香港经济被“边缘化”。但香港仍有强劲的经济，周密的法制，独立的法治与司法，高效政府和强势财团，共存共荣的各种宗教信仰，行之经年的公共服务体系，成熟的公民社会。香港人特点是遵纪守法，有蓬勃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欲望，抗议游行示威时谨守底线。香港基本精神是“永不言败”，港人自信自尊顽强，始终充满活力，保持竞争力。动感之都香港是一个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城市。回归十年，香港变得更成熟更坚定。
这些优势，香港一直领先大陆。——所以说，香港还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助推器。请看刘文忠的BLOG （了解世界各国与文革历史）
